如何向孩子解釋死亡？說出真相，還是編個謊言？可能都錯了！

死亡是怎麼回事？當孩子提到這個問題的時候，你會怎麼回答？今天的這篇文章，來自於愛爾蘭的短篇小說家Cormac James，當他五歲的兒子對他說“爸爸，我不想死”的時候，他是如何回答的？他的思考，也許值得你我借鑑。 作為一個堅決的無神論者，我該怎麼向我的兒子如實地解釋死亡呢？ 當我五歲的兒子跟我說:“爸爸，我不想洗澡”或者“爸爸，我不想去上學”的時候，我有許多方法應對。事實上，過去這幾年感覺，他就像是一所學習溝通和銷售技巧的學校，教會我如何對付一位刁蠻的客戶。但當最近他告訴我說:“爸爸，我不想死”的時候，我卻發現我無計可施。

我希望我能有所迴應。我想給他一個很好的答案，能夠完全撫慰他的焦慮。因為，正如大多數父母一樣，我對兒子不僅有生理上還有心理上的責任。而我的困擾是：作為一個虔誠的無神論者，我對探索真理有著強烈的責任感。有兩件事情似乎不僅僅是相互排斥那麼簡單，而是像貓和老鼠般不共戴天：愛護還是殘忍？寬慰還是事實？

太長不看版 孩子對死亡的認識是分階段的，不是一成不變的，一開始可以引導孩子認為死亡不是一定的，不是普遍的，到青春期的時候，他們才會知道自己會和所有生物一樣生老病死。
試圖“糾正”孩子對死亡的錯誤或無條理的觀念，可能是一個錯誤。解釋與其說是表明客觀現實，不如說加劇了孩子的恐懼，讓他不得不與他已經相信的概念進行抗爭。
當孩子用自己的方法解釋死亡的時候，握住他的手，給他足夠的安全感。如果孩子感到了恐懼，而不告訴他這種感覺，或者讓他控制這種感覺，都是錯誤的。恐懼是合理的，這沒有什麼可迴避的。
故事可以幫助孩子消化恐懼，也可以賦予死亡很多意義與情感，給孩子講童話，可以讓你們彼此相互接納。 我試著讓他自己談談，看看他認為死亡究竟是什麼，最好能聽聽他在害怕什麼，同時也看看，編織一些善意的謊言能不能搪塞這個問題，或者讓他相信。他畏手畏腳的，就像一株敏感的植物，除了一些模糊的表達，他甚至不能說出任何有意義的句子。他僅有的想法就是，死亡是他不想去一個的地方。“如果你死了，你還能思考嗎，就像在做夢嗎？從他提出的問題中能發現一條明確的線索是：“死”對他來說似乎就是小紅帽在狼的肚子裡，或白雪公主在水晶棺材裡等待甦醒…… 不是真的死了，只是因為遇到了一些討厭的事情，不如他現在這樣生龍活虎。顯然這是他能想出的最壞的結果，在我找到更好地解釋糾正他的認識之前，讓他有這樣的想法，也還好。 大家的解釋 我諮詢了一些有孩子的朋友，看看他們是怎麼談論死亡以及成效如何。 在每一個家庭，每一個床邊，孩子們似乎都聽到同樣的故事：“死發生在很久很久以後，在一個很遠很遠的陌生的地方。” 還有位朋友編的故事，我還挺喜歡的，他告訴他的兒子，其實死的不是他這樣的小男孩，而是一個和他名字一樣的、皺巴巴的、脾氣暴躁的老頭。 實際上，大家的共識是，把死亡當作遙遠的地平線上的一個點，和老人掛鉤。 比如，還有人會對孩子說，看看八十九歲的奶奶，你的前景多麼明朗。就我兒子而言，“六歲”和“下一個聖誕節”甚至“飯後”都早得很，這種時間上的延遲，聽起來像是永生。我的朋友還建議，如果身邊有奶奶是年老體衰、終日承受病痛折磨：那麼可以讓孩子得出這樣結論，在這樣的狀況下，老人樂意離開。 當然，如果反過來，有朋友問我這個問題，我可能也會給出一樣的建議。

而仔細想，這不正是我成年以來，一直鞭撻的高談闊論嗎？不管有沒有效果，最終我都沒有在我兒子身上測試。弗洛伊德說過，“潛意識裡，每個人都相信自己是永生的”，我知道自己也是這樣的，但是，如果聽到我朋友給出的建議，我確信，我兒子會和我一樣焦慮。用成人對“死亡”的理解，去跟孩子解釋，跟“強調他應該多吃蔬菜”一樣沒意義。

孩子的規律 從科學上，兒童認知發展的“路線圖”也證實了我的揣測。這個由兒童心理學家讓·皮亞傑，在19世紀60年代第一次提出的學派認為，對於非常小的孩子，死亡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。甚至，那些他們幾乎視為自己一部分的親人的死亡，也是難以接受的。因此，他們在頭腦中，把親人的死亡看作一種臨時的缺席，就好像只是度假去一樣。死亡是一個未被發現的國度，只能“乘包機航班”到達。 當孩子逐漸認識到活著和死了是兩個遙遠的狀態，並不能來回交換之後，事情變得更加麻煩。你蹩腳的解釋一出口，就會露出馬腳了，例如，可能一直以來，你的說辭就是死了就像睡著了。壓力測試馬上來了，孩子就會問“那麼死了可以做夢嗎？”，“那你醒來之後呢？” 這就是我和我兒子的現狀，從開始不談論，到經歷了一段漫長的由易到難的過程，然後緩慢地接受對死亡的解釋。而我自己的恐懼，聽上去也是蠻幼稚的，哪怕只是談及此類話題，我也會聯想到孩子早夭，所以總是想刻意迴避。 雖然科學不能給我任何神奇的答案，但，值得慶幸的是，科學解釋給我緩衝的時間，科學使我明白孩子對於死亡的認識是有規律的、有順序的，很大程度上是機械的，不能操之過急。

接下來的讓步是讓死亡“個性化”——這一階段我不僅要承認死亡，還要細化在我講的故事裡（大壞蛋，壞女巫），我傾向於描述每一個“真實”死亡的特殊性而非必然性：通過環境的不幸影響（祖母老了，冬天到了，她感冒了），這種影響或許可以避免。因為加以潤色，所以聽起來死亡是外部的“壞”引起的，而不是從內部本身導致的。

所有這些都在說明一個觀點，那就是，死亡是有選擇性的而不是普遍的，是錯誤或者懲罰的結果。這種理解為下一個階段鋪平了道路：到了八或九歲左右，這一階段，孩子覺得死亡可能是一定會發生的，但是如果規避危險的話，或許是可以避免的。

只剩最後一個階段：青春期。孩子們終於知道，死亡的風險是真實的——他們遲早也會和所有生物一樣生老病死，知道了不要把命運當作賭博。 總的來說，當談到死亡時，孩子還有很多東西要學，其中一種是解脫。從認知上說，這是不可避免的，不可預測的，不可逆轉的，最糟糕的是——普遍的。 我很高興這些對我兒子來說還是天方夜譚，在他5歲的腦袋裡，魔法佔據了一切。他的心態就像是打“塹壕戰”一般，不可能受到我為他假想的恐懼的攻擊。正如一個朋友所說: “孩子只問他們已經接受的東西。對於不喜歡的東西，他們不聽。”這使我不禁思考，如果說一定得做點什麼，那就是陪他們長大，讓一切自然發生。 也許，不需要解釋 讓令人不悅的真相，隨著認知的發展慢慢揭曉，似乎是明智的——這我回想起“哭聲免疫法”，在我兒子出生不久，我可以關上他房間的門，走過大廳，然後關上我房間的門。而現在，對這個等待安慰的小男孩，我能說什麼呢？ 對待那些喪失親人的孩子，人們往往遵循某些指南：不管宗教信仰如何，這些指南都避免在死亡的生物學範疇上編織錯誤，避免使用婉語（“在天堂”，“安息”）。他們總是考慮孩子目前對死亡的理解，並有針對性的加以解釋。一個典型的例子：在《兒童和死亡》（1991年）中，悲傷顧問嘉娜·埃克塞爾建議如下解釋： 一個人死了，意味著他們的身體停止工作。心臟停止跳動，他們不再需要吃飯或睡覺，他們不再感到任何疼痛。他們不需要自己的身體了。這意味著我們將永遠不會像以前那樣再次看到他們。 她形容這一解釋簡單、誠實和真實，但包含一個小小的警告：這樣的解釋應該重複很多次，或許好幾年，因為孩子不能或者拒絕理解某些隱含的概念，例如死亡的不可逆性。你經常在家長指南上讀到這種“解釋”：希望孩子接受和吸收的東西其實意味著他們不能理解。但是，這些指南上的解釋，對我來說還不夠。我期望解釋是動態的，符合他每個人生階段的發展，而不是僅僅站在未來，等他追上來。 我開始相信，其實根本不需要“解釋”。我甚至懷疑，試圖“糾正”孩子對死亡的錯誤或無條理的觀念，可能是一個錯誤。在我看來，解釋的功能與其說是表明客觀現實，不如說加劇了孩子的恐懼，讓他不得不與他已經相信的概念進行抗爭。

認知心理學支援了這一想法：在1948年出版的開創性研究中，匈牙利心理學家瑪麗亞·納吉發現，3 - 5歲的孩子相信，哪怕生命在“減少”，生命甚至死亡在某些方面是永恆和可逆的，死亡的狀態不過好像睡著一樣。他們難以接受死亡暗示著“中斷”（許多後來的研究都加以證實），這支援了納吉的觀點，即這個年齡段的兒童具體關心的實際上不是死亡，而是（永久）分離。

某些精神分析學家的確相信，孩子對死亡的恐懼，並不是成人意義上的，實際上是害怕感覺不為人愛、拋棄、或獨處，也就是說，死亡的威脅可能會觸發心理上否認和壓制的防禦機制。

這讓我思考，也許我的兒子不需要一步到位馬上理解死亡。也許可以像面對一個盒子一樣，不時地開啟，每次只拿出一點點東西來：開始對它保有一些幸福的幻想，慢慢看到它真實的一面，殘酷也好，悲傷也罷……我希望他以漫長並且完整的人生來慢慢向死亡低頭。 應該解決的是恐懼 我的角色不一定是讓我的兒子面對一種簡單的、生物的死亡，也不一定要盡我所能地將他保護起來，免於談論死亡，甚至讓他相信有種東西能夠凌駕死亡之上。 我們需要解決的是恐懼，而不是死亡是什麼。

我的角色或許是，當他用謊言說服自己的時候，握住他的手，給他足夠的安全感。我不認為這是一個現在就已定型的認識。我要記住，還有時間。這時的“錯誤”不需要被扼殺，而是允許它以更好的方式存在。我不需要找到一個非黑即白的答案。

19世紀70年代，心理學家布魯諾·貝特爾海姆聲稱，如果孩子感到了恐懼，而不告訴他這種感覺，或者讓他控制這種感覺，都是錯誤的。恐懼是合理的，這沒有什麼可迴避的，貝特爾海姆說，孩子需要某種東西“帶來無意識的恐懼，然後釋放出來”——用恐懼的複雜性和強度，將可感知的危險降低——我想這就是我一直在尋找的答案。

我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？ 貝特爾海姆在《童話的魅力》（1976）中描述了這個問題，他提出了一個清晰簡單的解決方案：故事。對他來說，最好的內容和方法已經經過幾個世紀的口述傳統得以提煉：童話故事。

這看起來似乎偏離了解決問題的方向，關於孩子的“致命的焦慮”，貝特爾海姆認為，“通常情況下，他無法用言語來表達這些情感，或者他只能通過間接的方式表達：對黑暗、某些動物的害怕或對身體的焦慮……”因此，只是客觀和無可爭議的推出事實違背了本質，無論是否準備好就讓孩子直接對抗焦慮，會產生有害的後果。童話故事的優勢恰恰在於，他們採用的符號法與其親身經歷產生共鳴。

正如我所知道的，在孩子的發展的某一點，他會感覺到死亡預示著遺棄或分離。在另一個年齡（或時刻，或故事裡），對於孩子而言，死亡似乎是終極的、可怕的懲罰——這並非威脅而是安慰，比如秩序的恢復，邪惡（比如神祕的女巫）從英雄的世界裡消失，從此過上幸福的生活。還有一些故事似乎把死亡等同於失敗，但令人放心的是並非作為終結：

不僅在小紅帽裡，而是整個童話文學都是如此，英雄的死亡——不同於老人人生圓滿後的死亡——象徵著他的失敗。失敗者的死亡——比如那些試圖在時機成熟之前找到睡美人，在荊棘中死亡的那些人——代表這個人不夠成熟，愚蠢的（過早）接受了不能完成的任務。 “死亡”如此豐富的“功能”，引起了我對孩子的內心生活的讚歎，他的頭腦既飽含情感又富有想象力。

同樣吸引我的是貝特爾海姆對父母的觀點。他說，因為通常父母比孩子更不喜歡某些焦慮的訊號，所以有意無意否認或忽視了這些訊號。父母也需要掌握應對常見恐懼的方法，閱讀故事是一個絕佳的機會。事實上，貝特爾海姆鼓勵家長們在任何故事的框架內即興創作，故事的新版本既能揭示出讀者自己的恐懼，也能表達對孩子焦慮的理解——這會使講故事變成一種相互接納。